mile米乐m6日本养老行业面临诸多挑战，如国家预算不足、护工严重短缺和科技化水平滞后等。

　　2.社会福祉法人喜寿会常务理事兼特别养护养老院院长川口彰俊，通过推动“3A介护改革”，提高了养老院的服务质量。

　　3.然而，日本护工短缺问题日益严重，2023年护工数量仅为212.6万人，远低于当年所需的233万人。

　　4.为此，日本政府将目光投向海外，通过开放技能实习和特定技能签证，吸引更多外国护工。

　　5.川口彰俊认为，养老问题的核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与温度，而非仅仅依赖制度保障。

　　这是2013年川口彰俊初入养老行业时的第一印象。在那之前，他在一家制造业日企的厦门分公司上班，习惯了机械化、IT化的工作环境。如果不是应舅舅的邀请回到日本，在富山县帮忙管理养老院，川口彰俊恐怕不会意识到，外界眼中堪称典范的日本养老模式，远没有想象中完美。

　　此后10年，川口彰俊以“社会福祉法人喜寿会”（以下简称“喜寿会”）常务理事兼特别养护养老院院长的身份，推动了养老院的“3A介护改革”（安全、安心、安逸），见证了日本这个“超高龄社会”所面临的现实挑战——看似光鲜的养老体系之下，国家预算不足、护工严重短缺、科技化水平滞后等深层危机正投下巨大阴影。

　　这些切身体验和深刻观察，最终被川口彰俊写进《高龄海啸》一书里。他在书中详细梳理了日本养老体系的发展历史、繁杂的介护保险制度，以及自己作为养老院院长的一线经验。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2024年，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3624.3万人，占总人口的29.3%。在川口彰俊生活的富山县，高龄化率超过30%。偶尔，他会在停车场看到一辆车占两个车位的情况。“那样的车上往往贴着高龄司机的标识，车身老旧，布满伤痕和凹陷，可以想象这位老人车主发生过多少次碰撞。”

　　而中国目前65岁及以上人口突破2.1亿，占总人口的15.4%。相比于日本，中国老龄化的规模更大，速度也更快。面对即将汹涌而来的高龄海啸，我们的社会做好准备了吗？

　　在川口彰俊看来，现在中国养老行业还处于扩大服务数量的阶段，有一部分质量非常好的机构，但总体来说服务质量还没有达到理想水平。

　　“日本国土面积小，地区间差距不大；而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水平差异巨大，不能照搬经验。”这也正是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就读的川口彰俊用中文写作本书的目的，他希望将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分享给更多人，“让中日两国都顺利应对高龄海啸，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与川口彰俊见面这天，我们一起参观了国内某头部连锁养老社区。走进院区，最先看到的是智慧平台上实时滚动的全国24个社区运营数据：在住居民超过16000人，80—90岁的老人最多，还有2000名包括院士、校长、老干部在内的“影响力居民”。

　　社区内，一居室的月租为8000元左右，不含伙食费；两室一厅月租则突破万元。园区绿化精致，每天会举办几十场文娱康复活动，但这样的价格无疑让大多数普通人望而却步。而在更广阔的农村地区，那些子女不在身边、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想要找到一家千元以下、干净靠谱的养老院，实属不易。

　　年轻人常说，现在努力打工，就是为了老了以后能住进养老院。“住不起”，已成为许多人想象未来养老生活时最大的担忧。

　　与中国相比，日本养老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建立在全国统一的介护保险制度之上，居民从40岁起开始缴费，老年后能否享受介护支援、能享受哪些服务，都以此为准。理想情况下，介护保险制度使得“老有所依”成为一项制度化的承诺。

　　举例来说，如果一位65岁的老人想申请介护服务，需要先接受“介护认定”。评估结果分为“需要支援”（1—2级）和“需要介护”（1—5级），一共7级，级别越高，代表对照护的需求越高。

　　川口彰俊曾在射水市担任介护认定审查会委员，为期4年。每个月，他需要参加两次审查会，每次逐一审查约30名申请者。审查内容包括生活自理程度、是否患有认知症等，资料来自调查员的观察、申请者和家属提供的信息以及医生诊断。

　　虽说法不容情，但审查委员毕竟都是活生生的人。偶尔遇到情况特别凄惨的老人，会有委员提出：“能不能把介护度提高一级？”如果全体一致同意，等级就会被上调。川口彰俊回忆起，在自己任职的4年里，遇到过三四次这样的情况。对老人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多护理服务。

　　日本的介护体系极其复杂，连许多本国人都常常感到困惑。因此，在完成介护认定后，通常会有“介护经理”帮助老人们量身定制“介护计划”，再由相应的组织提供服务。

　　介护服务主要分为居家、社区、机构三大类，居家养老包括访问介护（即上门服务）、日托、短期入住，以及最接近中国人认知中养老院形态的“收费养老院”。机构养老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为高龄者提供康复训练的“介护老人保健设施”，二是专为重度失能失智老人提供服务的“特别养护养老院”（即“特养”）。

　　无论哪一种，收费标准基本由政府统一规定，按项目、时长、介护度明码标价，老人承担费用的10%—30%，其余部分由介护保险覆盖。以日本人钟爱的泡澡为例，一次“访问入浴”（即上门入浴）收费12660日元，若按10%的自付比例，折合人民币约需63元。

　　日本NHK特别节目《老后破产》中曾提到，许多依赖养老金生活的老人本就经济拮据，哪怕自费负担一成，每小时服务也要500至1000日元。一旦卧床需额外照护，超出部分全额自费，那就在1万日元以上了，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老后破产”的境地——“金钱中断之日，便是服务中断之时。”

　　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9073”的养老格局——即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正是基于这一观念。

　　邻国日本的情况也相似，大约60%的日本老人希望能在家中度过最后的时光。然而，一旦老人需要专业照护，居家护理就变得难以实现，最终大多数家庭仍会选择养老机构。

　　“特养”的服务质量高、费用便宜，还不用预付费，床位长期供不应求。为公平起见，养老院必须设立“入住判定委员会”，以决定优先入住的对象。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2022年，介护度3—5的重度失能老人中，等待人数达到25.2万人。

　　川口彰俊担任常务理事的喜寿会，就是一家以特别养护为主，兼营日托和短期入住的养老院，其中特养90床，短期入住30床。

　　20世纪90年代，日本65岁以上人口突破12%，政府为应对加速老龄化趋势推出了“黄金计划”（即《促进高龄者保健福利推进10年战略》），计划在1999年前新增10万个“特养”床位。

　　在这一契机下，川口彰俊的舅舅创办了喜寿会。当时，养老院有一半的建设费由政府补贴。但“介护黄金期”过后，政府补贴大大削减，经营者不愿再投资重资产，特别养护养老院的增长速度放缓。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2022年全日本1.6万所特养设施的利润率为-1.0%。

　　养老院想增加收入，只能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来争取“加算”，也就是政府的额外补贴。比如员工中“介护福祉士”达到一定比例就能获得加算。此外，也有“认知症专门护理加算”“口腔卫生管理加算”“排泄支援管理加算”“褥疮管理加算”等。

　　与之相对应，如果未设置防虐待措施、应急计划等，也会面临“减算”。“光基本信息，厚生劳动省就出台了500多页的电子版表格，但只有最基本的信息，需要对照着民营出版社的指导手册才能看懂，实在让人头疼。”川口彰俊苦笑着说，“但不研究又不行”。加算事关养老院的存亡，也决定其是否有足够资金推行改革。

　　在护理人员的陪伴下，这名老人自行修剪树篱。（图/Facebook@社会福祉法人喜寿会）

　　川口彰俊接任院长不久，就遇到过一次投诉事件。一位老人胸前出现大片紫斑，家属非常生气，怀疑老人遭到“虐待”。川口彰俊相信这是护工移位时不慎造成的伤痕。当时喜寿会的介护工作高度依赖人力，护工每天数十次靠双手抱起行动不便的老人——从床上抱到轮椅上，从轮椅抱到厕所马桶上，再从轮椅抱回床上。

　　喜寿会护工的男女比例约为2:8。日本80岁以上女性的平均体重为48公斤，男性则为60公斤，抱起这样重量的老人并不轻松，因此腰痛成为介护工作者最常见的职业病。对老人来说，“抱起来”也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轻则导致皮下出血，重则跌落骨折。

　　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川口彰俊只能一遍遍解释、道歉，承诺会采取改善措施。最终，家属接受了道歉，却还是换了一家养老院。

　　这次意外，让川口彰俊下定决心推进“安全介护”。2017年起，他在喜寿会推行“腰痛预防项目”，购置用于移位的起重设备和介护机器人，3年内护工腰痛率从40%下降至20%，老人皮下出血报告数从200起/年减少至17起/年。

　　但直到2024年，政府才引入了与之相关的奖励“加算”，作为“先行者”的喜寿会，反而无法获得补贴。

　　“日本有句话叫‘百社百样’。”川口彰俊说，盈利和福利是相对的概念，每个机构提供的服务和规模都不一样，“找到盈利和福利的平衡点，就是养老院经营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身处养老行业十余年，川口彰俊最直观的感受是护工短缺问题越来越严峻。“贵院的人才情况如何？”几乎成为院长们见面时的日常寒暄。

　　川口彰俊说，他舅舅曾告诉他，2000年前后，招护工还非常容易，一个岗位能吸引十几名应聘者。但到了2013年他入行时，已经变成1:1的替代率。再往后，应聘者明显减少，往往两个人辞职，却只能补上一个新人。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23年日本护工数量为212.6万人，远低于当年所需的233万人。而随着“2025年问题”的到来——二战后婴儿潮出生的“团块世代”步入75岁以上的“后期高龄者”行列，日本社会对护工的需求量于2025年达到243万人。如果无法填补这一缺口，支撑老龄化社会运转的介护保险制度或将摇摇欲坠。

　　反观国内，人才短缺问题更加严重——据《2024养老护理员职业现状调查研究报告》，当前中国养老护理行业从业人员仅50万，缺口达550万，约65%从业者年龄在50岁以上。

　　“年轻人不愿意干护工，说到底是因为工资低、社会地位低、工作累、前途不明确。”川口彰俊一针见血地指出。

　　2022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全行业的平均年收入是496万日元，护工（平均年龄42.4岁）平均年收入362.8万日元，访问介护员（即上门介护员）（平均年龄49.1岁）更低，仅有353万日元，均低于社会整体水平。在日本，这份薪水能维持基本生活，谈不上优渥，更无法抵消长期照护工作带来的身心压力。

　　为缓解用工荒，日本政府将目光投向了海外，通过开放技能实习（所谓研修生）和特定技能签证，吸引更多外国护工。早在2016年，川口彰俊所在的养老院就雇用了两名印尼护工。“外国护工最多的时候，（人数）占我们养老院护工的7%。之前也有过中国护工，他们的优势是懂汉字，沟通起来更容易。”

　　川口彰俊明显感觉到，近几年赴日从事介护工作的中国人数量正在快速增长，从2022年到2023年，人数几乎翻了一番。此外，也有不少学习介护的中国留学生希望能留在日本工作，拿到永住资格。据日本介护福祉士养成设施协会的数据，2024年的3054名留学生中，来自尼泊尔、越南、缅甸三国的学生数量位居前三，中国以233人排在第四位。

　　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的一些说法，比如“日本护工的社会地位和办公室白领一样，甚至收入更高”，在川口彰俊看来，多少有些脱离现实、过于理想化。养老院将晚年生活中最真实而不堪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护工每天面对的是老人日常的吃喝拉撒、彻夜响起的紧急呼叫铃，还有失智者反复无常甚至带有攻击性的行为。

　　“外界讨论日本养老时，很少提及不好的方面。而只有正视不够理想的部分，才能取长补短，避免重蹈覆辙。”川口彰俊说。

　　考察养老机构时，川口彰俊总是格外关注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浴室是老人最容易滑倒、发生事故的地方，他会仔细查看地板材质、扶手设计和呼叫铃的位置。监控设备也需考虑在内：对子女来说，监控意味着“看护”，但若摄像头过于显眼，很可能让老人产生被“监视”的不安感。

　　在喜寿会，冬至日提供“柚汤”。（（图/Facebook@社会福祉法人喜寿会）

　　所谓服务质量，往往藏在细微之处。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而言，吃饭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间之一。但许多养老院为了安全起见，把食物打烂做成流食，让人很难有食欲，长此以往会影响老人的营养摄入。改善其实并不难：将流食放进模具中，做成各种形状，就能让老人提起兴趣。“关键在于从老人的立场来考虑”，川口彰俊说。

　　“日本政府提倡的养老模式是自助、互助、共助、公助。”川口彰俊解释道，自助是让老人做力所能及的事，互助强调邻里之间的帮助，共助依靠介护保险，公助指介护保险以外的保障，比如低保。

　　去年，日剧《住宅区的两人》热播，“邻里互助养老”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人们开始想象，在家不一定意味着孤独终老，而是与志趣相投的朋友、邻居结伴生活，彼此照应。

　　在《高龄海啸》一书中，川口彰俊也提出了“养老+××”的社区共生模式，比如“养老+儿童”的老儿结合模式，或“养老+残疾”的老残结合模式。

　　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葵照护，起初是一所全封闭的老人之家。后来，经营者决定拆除东边的围墙，意外带来了新生机——附近的小学生发现，穿过园区可以更快到达学校，于是开始“非法”进入葵照护，走私家小路去上学。放学后，他们会在葵照护的庭院里玩耍。由此，老人们不再是被照护的对象，而成了孩子们的“爷爷奶奶”。

　　另一家老年人公寓银木樨为了吸引孩子，特意在门口摆起小卖铺，出售非常便宜的零食，10日元起售，100日元就可以买到好几种。最初，只是几个好奇的孩子驻足；渐渐地，银木樨成为孩子们放学后的据点。有的老人自愿担任店员，银木樨便花钱雇用他们。有了工作后，老人找到了存在的意义，愈发积极地面对生活。即使是认知症患者找错了零钱，孩子们也会耐心提醒：“奶奶您算错了，我买了5个10元的，一共50元，给您100元，所以应该找我50元。”

　　这或许揭示了养老问题的核心：制度是基础保障，而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与温度，才是抵御衰老、孤独的真正良药。

　　“衰老是自然规律，无法避免，只能坦然接受。”川口彰俊说，他和他的中国妻子还没想好将来在哪里养老，也许在中国，也许在日本。眼下，他们只希望趁着身体还健康，多走一走、看一看，把握当下，尽情地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