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元指数下破100大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站上7关口之际，探讨全球货币体系的多极化发展方向恰逢其时。

　　1月10日至1月11日，2026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在沪召开。多位国内外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围绕美元信用体系、人民币汇率走势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美元主导地位正步入边际弱化的长周期，人民币汇率温和升值概率较大，这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战略机遇期，但把握机遇的关键仍在于练好“内功”。

　　2025年以来，美元指数整体走弱，从年初的110附近下行至100关口附近徘徊。多名与会专家指出，美元走弱与美元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削弱有关，且与美国政府政策多变、债务高企紧密相连。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除了市场普遍关注的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美联储连续降息等因素外，美国政府债务高企导致市场对美元信用产生动摇，也是一个关键驱动力。

　　杨德龙表示，美元以前叫“美金”，有黄金背书；后来在石油贸易中叫“石油美元”，用石油背书；现在，美元主要由美国政府的信用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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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元背书是靠黄金，当时美国政府承诺，任何人都可以拿35美元换1盎司黄金。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越发越多，现在国际金价已经涨到需要用4500美元才能兑换一盎司黄金了，说明大家对美元信用已经开始产生质疑。”杨德龙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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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看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依托石油贸易维系国际地位，但在全球能源转型和本币结算扩大的时代背景下，美元的国际地位越来越依赖于美国政府。然而，美国已成为全球负债最高的政府，债务规模达38万亿美元，且仍在快速增长。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推出了“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预计将在未来十年新增万亿美元支出，进一步加重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

　　“美国总统大选四年一度，为赢得选票，竞选者往往承诺减税与增加福利，这一循环将持续推高财政赤字，但持续的赤字是会有代价的。”杨德龙如是说。

　　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夏乐认为，美国“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策及高关税取向正在侵蚀美元的主导地位。例如，2025年4月，美国市场出现股、债、汇同步大幅波动，背后并非简单的资本外流，而是海外投资者对其持有的美元资产进行了风险对冲。

　　“在过去，特别是在美元高利率时代，投资者投资美国资产时通常不需要进行汇率对冲，因为美元本身走势强劲，对冲反而会增加成本。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面对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全球投资者正在‘用脚投票’。从长周期来看，美元的国际地位已进入边际弱化阶段。”夏乐指出。

　　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大循环已逐步步入衰落阶段，但这一转变主要源于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与政策选择，而非来自外部的挑战。在他看来，内部政策的制约导致美元全球大循环趋于弱化，而“美元霸权”能否持续，将取决于美国能否有效协调其对外需求与国内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

　　对于市场高度关注的人民币汇率走势，专家普遍预测2026年将继续升值，但在升值幅度与长期路径上存在一定分歧。

　　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认为，未来几年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每年保持2%-3%的升值幅度，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总升值幅度可能会达到30%以上。在他看来，2026年人民币不仅会继续升值，市场对人民币升值也将慢慢形成更强的共识，股票市场也将从中受益。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指出，美元指数下降必然带动非美货币升值，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已成为现实，接下来将进一步升值。

　　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闪辉介绍，根据其团队模型测算，2026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在6.85左右。

　　展望人民币汇率升值可能带来的影响，闪辉表示，任何调整都伴随着收益与成本。对于出口企业而言，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一定压力，但这个影响是可以承受的。有研究表明，随着出口产品结构向高质量转型升级，企业应对汇率波动的韧性也会逐渐增强，汇率变动对出口的敏感度也会有所下降。

　　闪辉指出，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制造业不断向高端升级，出口产品附加值稳步提高，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每年约3%的温和升值所带来的影响总体可控，不会形成严重冲击。

　　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郑后成预测的升值幅度更大。郑后成认为，2026年可能是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阶段，这一升值进程也可能延续到2027年。

　　而在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看来，短期内人民币具备一定升值基础，尤其是在美元走弱、季节性结汇等因素推动下，不排除阶段性触及6.8附近水平。但从全年甚至中期来看，汇率仍可能回归基本面中枢，围绕7左右波动。

　　在与会专家看来，随着美元信用加速被消耗，国际货币体系可能会从美元转向多种货币共存的全球货币体系，其中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占据主导地位的概率较高。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有望迎来新的机遇期，但关键还是要“练好内功”。

　　徐高认为，在美元全球大循环中，美国面临的主要风险来自国内经济结构的演变。美国制造业占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使得美国难以长期通过全球化战略维持经济增长的均衡。一方面，如果继续推动美元流出以维持全球需求，美国国内经济可能出现结构性问题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如果减少美元对外流动以维护国内经济稳定，全球贸易需求将随之下降。

　　展望未来， 徐高认为，美元全球大循环会逐步走向衰落，这不是马上发生的，可能是长期过程，大概20至30年。他认为，这对中国有三点启示：

　　首先，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应是取代美元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应当着眼于促进国际贸易稳定，为全球经贸合作提供更多元的支持。

　　其次，从中期来看，中国应进一步推动内需的扩大，无论是通过促进消费升级，还是通过有效投资来激发经济内生动力，从而降低对海外市场的过度依赖。

　　最后，从短期来看，2026年我国外需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美国相关政策调整及其对全球化的态度影响。从当前形势看，美国可能既想走逆全球化道路，又不希望国内付出太大经济代价，这种情况下我国外需或将呈现稳中趋缓的态势。

　　邢自强表示，以美元为代表的传统货币体系正遭遇信用侵蚀，美元以外的战略资产越来越在资产配置中受到青睐，其中自然也包括人民币资产，吸引力的关键在于资产的收益率能否足够吸引长期配置。

　　邢自强认为，自2024年9月以来，中国资产的吸引力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一揽子增量政策发力显效，中国科技型企业的活力也被国际市场普遍认知，但经济基本面中消费和地产领域等问题仍有待解决。在此背景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最关键的可能还是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蔡浩还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在贸易结算领域成效显著，但投融资环节仍是相对短板。建议在上海建立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吸引境外合格投资者参与人民币投融资，既能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又能通过对外投资分散风险、稳定经济增长。